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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镜头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触动。三年饥荒过后不久，学校里突然出现一个新名词，叫“阶级路线”，同学们一个一个登记家庭出身，多年来一起上课一起疯闹一起上下学的同窗，突然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标签——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地主，富农，旧官吏，旧军医，资本家，资方代理……它意味着你的来路，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革命语系中，这是决然不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两类人。还有一大批是职员，店员，小商，独立劳动者，小土地出租，城市平民……他们属于第二等级。接着，有人成了共青团员，有人进入了团章学习小组，有人什么都不是并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朝夕相处的同窗**这样突然进入了一种等级世界。

所有天真无邪无忧无虑都终结了。没有人怀疑过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所有教育，看过的革命电影、各种画报图片、唱的革命歌曲、读的小人书、还有新近出现的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报告……都将这一切描述为至高无上的法则。红色的后代要做好准备接革命的班，黑色的后代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成为新人，非红非黑的，要警惕滑向资产阶级泥潭要向革命靠拢……这些话，校长书记政治老师辅导员天天都在严肃认真语重心长地说着。也没有谁怀疑过这些说法。

1964年5月11日，我在自己的秘密小诗本上，写下这样一首诗，表达了我对自由与平等渴望：

《想 往》在这浩瀚的太空里，我想往着一个星体。那上面没有疾病和瘟疫，那上面没有霸主和奴隶，那上面没有痛苦和死亡，那上面没有屠杀和暴力，那上面没有饥饿和贫困，那上面没有战争和**。整个世界，都充着，自由，幸福，和平，健康的空气！每个民族，——无论有祖国，没祖国，大国的，小国的，都能自由在上面行走，因为整个星体，都属于自己。他们也无须什么“国界线”来阻隔自己的友谊，因为全球所信仰的，**是他们共同的主义！

外面的生活依旧照常，用当年的歌词来说：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所有那些古典名著中外小说，那些马思聪、圣桑，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那些忧郁的、快乐的，阴暗的、苦难的、自由或压抑的电影，都像暴风雨中的燕雀，蜷缩在心灵的岩缝中，没有什么可以抗衡那美丽辉煌的革命神话，每一个稍有犹疑的少年，**都只会怀疑自己思想不够健康，立场不够坚定而陷于一种恐慌与自责之中。

中考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把一切都丢到脑后，和几个都有灰暗家庭背景的少年友人疯玩。看电影，骑车，游泳，钓鱼，在几个没有大人的家里聚餐，群宿，排练我们的小乐队，《花儿与少年》《梁祝》《紫竹调》《瑶族舞曲》《新疆之春》……交换各种新旧书刊，分析越战前景和中苏关系，还实施了一次**终没有完成的探险——步行野营环游东湖，**像儒勒·凡尔纳小说中写的那样——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我们打道回府，因为我们带的粮票和米面馒头告罄。回来的那天黄昏，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我考取了。

这个夏天，是我学生时代**的夏天，也是我少年时代**的夏天。

《条顿剑在行动》也早已忘掉。我知道，我在力图摆脱它，**像我母亲常常斥责的那样，你这样格格不入，迟早要出危险的。

像一根刺，扎进手指头，断在里面。天长日久，看起来它已经长好，但不经意间碰上它，又会隐隐作痛。我再一次想起《条顿剑在行动》是一年以后的夏天。

1966年6月以后，学校停课了。收音机里广播了那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说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于停课，我没有丝毫的留恋。我厌恶了学校生活已经很久了。1965年秋天，我进入高中不久，写了一首短诗：“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动/它想冲出/操场/教室/课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笼”

是的，对于我来说，学校已经像修道院一样沉闷、压抑、虚伪。学雷锋学王杰学欧阳海，学他们读毛著做**的好战士改造世界观……大家看起来很真诚，但又都像做戏。

暴风雨来了。

像许多同学那样，我也曾渴望革命，渴望一次大的社会变动。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一次的革命不属于我，倒是我自己，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学校**早揪出来的，是一位叫许简的政治老师，除了教马列主义**思想社会发展简史，他还喜欢写作，大多是那种随感，杂谈，人生格言一类，用**的话来说，是非常正能量的心灵鸡汤，他还把这些文字打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北京开始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了，全国各地立即掀起大抓“三家村”风潮，武汉大学在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下很快**把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党的一大代表李达为首的“三家村”抓了出来。我们中学曾是武大附中，也迅疾跟上，一时没能凑齐三个，许简老师**当了“三家村”小爬虫。我一边参加批斗会，一边想着自己的那些小诗，烧掉？还是留下？它们是我青春期**处的悸动，**陶醉的惆怅，我把它们藏好，藏到我自己几乎都找不到了。我感谢我的固执与自爱，让我留下了很多历史的痕迹。

大街上，单位里，那些牛鬼蛇神们，胸襟缝上了白色布片，上面写着“地主”“资本家”“封建把头”“旧官吏”“流氓分子”等等字样，比当初犹太人的六星符号更加触目惊心。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条顿剑在行动》。我陷于深深的恐惧和惶惑，一样吗？不一样吗？这样的一种联想，折磨了我很长时间。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每次又以崭新的面目示人。

这一年10月过后，雷霆万钧般的镇反加反右式的红色恐怖突然转向——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高层，指向了前几个月还轻易地将“李达三家村”绑上祭坛的那些大员、直至夏天还在主持运动的共和国主席。

10月底，接到通知，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去北京大串联了。而前几个月在大街上随意剪人头发铰人裤子甚至把人当街打死的那些老红卫兵，一时间好像销声匿迹了。一场大戏，突然峰回路转，往下如何演？这是那部《条顿剑在行动》没有告诉我的。但是这样的逆转，于我来说是乐于见到的，这几乎不需要理由。

**像暴力革命的伟大实践者列宁所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初冬的北京依然是一片狂欢景象，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普罗大众而不是红色**的狂欢，看看北京满大街的黑灰土蓝大棉袄你**知道了，无数的平民和贱民的子弟们来了。许多人带着一身的虱子来了，许多人又带了一身的虱子回去。那也是一次虱子的全国大串联，它们随着寄主，去到了祖祖辈辈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但我依然孤独。

不久前整理旧照，看到了自己当年在天安门，民族宫，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那是一个华南工学院的大学生给我拍的，在大串联接待站我们在同一张草垫子上睡觉。我看见当年的自己，脸色阴郁，穿着一身洗旧的学生蓝装，手里拿着那本红宝书——那是当年不可或缺的通行证和**符。当年照相有一个标准姿势，昂首挺胸，四指并拢，紧握红宝书，贴着心口。我的手却是下垂的，那本红宝书不太显眼地挨着裤缝。尽管在串联日记中，我也用革命的语言记录了我看到的景象，但是一个人的脸，还是会暴露他心的秘密。

1974年，我读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知道了纳粹德国的那一支为第三帝国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冲锋队，因其势力的急剧膨胀，在数年之后的那个 **之夜”，他们的首领罗姆连同他手下的一百多名骨干，被希特勒和他的嫡系部队党卫军一举诱杀，冲锋队由此土崩瓦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千百万曾投身历史洪流的青少年，正在广袤荒凉的山乡边陲，经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磨难。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根历史之刺还在不时地扎痛我。因为无知，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